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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世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但是，他对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地名学的创建、发展和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让人铭记在心；他孜孜不倦、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不耻下问、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奖掖后进的大家风范，正直无私、自尊自爱的思想品质和艰苦俭朴、克已奉公的生活作风，还不时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深深地刻印在我们心中。它将永远激励和鼓舞我们加倍努力，勇往直前。
我们先后有十多年和曾世英先生在工作上有过接触和交往。他是当时我们最为尊敬和钦佩的老领导之一。我们从他许多突出的优点中，学习和得益很多。1987年7月我们参加了曾先生90寿辰暨从事地图出版工作70年庆祝活动后，对曾先生有了更加全面和具体的了解，被他的高贵品质、优良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动。
非同寻常的成长道路
曾世英，江苏常熟人。祖父是清贫的京官。父亲是穷秀才，生性喜钻算学和格致（物理），先是远离家乡去东北新民府谋生，后在詹天佑部下当差，1912年病故，导致家境进一步衰落。
曾世英出生于1899年6月13日。1914年夏考入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科，1918年毕业。两年后，经同学介绍到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工作。由于他工作勤奋主动，试用期满后即定为练习技师，后又被提升为副技师，主持一个绘图室的工作。1929年，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他被任命为绘图室主任，从此他便正式跨入地图出版工作的行列。
从1930年起，曾世英与丁文江、翁文灏合作，具体负责主持为纪念上海《申报》创刊60周年而出版的
《中华民国新地图》及其缩编本《中国分省新图》（两图统称《申报地图》）的编纂工作，并获得成功，
从而成为中外知名的地图学家。1935年至1936年他被派赴美、加、英、法、德、苏、芬兰、瑞典、意大利
等国考察地图编绘、制印技术。1944年至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应同盟国之邀，被派往美国陆军制图局任顾问。1946年至1947年辞去公职在上海筹建华夏图书出版公司。1947年至1949年和方俊先生合作，以个人身份续编《申报地图》。全国解放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舆图部负责人、国营新华地图社社长、中国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59年至1968年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至1987年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中国地理学会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测绘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地名委员会委员、中国地名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中国现代地图出版事业的先驱
曾世英具体负责编纂出版的《申报地图》，是开创我国地图编绘、出版工作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巨型地图作品。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首先，尽最大可能使用了中央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收藏的各种地形图近8000幅，并搜集了1000多个经纬点纠正全国范围内的地理方信。它和当时社会上流行以清康熙、乾隆年间测量成果为基础而编绘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以及《中外舆地全图》相比，其地理位置的准确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根据《中华民国新地图》底图经过认真细致的量算，得出了当时全国和各省准确而权威的面积统计数字，纠正了以往各种地图对全国和各省面积统计数字的混乱问题。
第二，采用等高线分层设色法表示地势高低，淘汰了用笔架式、毛毛虫式符号示意性画法表示山脉走向、地势高低的陈旧方法。开始在地学界形成了我国地形划分为三大台阶的概念，否定了五大山系发源于葱岭的臆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地势起伏特征，提高了读者对中国地形的正确认识。
第三，创立了地图集总体结构的新体例，地文与人文分版，最大限度地增加了信息量。此外，增加了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总图，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等，构成了国家地图集的基础和雏形。再则，还在图后编附了地名索引，开创了国内地图编附索引和先例，特别是用不同字体表示经纬度数值的粗精和度，更为世界范围内制图界之首创。
第四，注意培养我国自已的地图制印技术人才，自力更生地印制出版了精美的地图作品。
《申报地图》的出版，受到了国内外地学界和教育界的赞赏，缩编本《中国分省新图》先后初重版5次，销行20万册，十倍于当时一般图书的印行数量。国内外有40多种版本的中国地图以《申报地图》为蓝本或受其影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出版的《地理杂志》，美国地理学会出版的《地理评论》，都曾发表书评，给予很高价。1936年4月，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飞赴延安会见周恩来副主席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时，曾将《中华民国新地图》，作为珍贵的礼物赠送给周恩来同志，并语重心长地向周恩来同志表示“共同保卫中国”。建国初期我国出版的全国地图都注明：“国界线根据解放前《申报地图》绘制，国内行政区划按新资料订正”字样。西柏坡革命纪念馆内毛主席办公室的墙上就挂有在《申报地图》基础上编制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形挂图》，南京梅园新村革命纪念馆周恩来同志办公桌上也陈放着《中国分省新图》，由此可见《申报地图》的学术价值。
曾世英对我国地图出版事业的贡献，还表现在他重视开创地理制图工作。建国初期，他满怀激情，一方面在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直接领导下，筹建、扩展国营新华地图社，团结和集中了一批长期从事并谙熟地图编绘、印制业务的技术人员，完成了《申报地图》的续编工作（即《人民地图》），并约请地学界专家编稿，出版教学地图和专题地图；另一方面在竺可桢副院长支持下，筹建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地图室，计划编制新中国的1：100万地图。1956年周总理新自领导制定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国家大地图集》列为其中的重大项目之一，其中《普通地图集》由测绘研究所主编。作为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大地图集编委的曾世英坚持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编辑方针和技术路线，亲自指导实验小组，验证方案的可行性和优越性，积极支持专业人员的合理建议，保证了《普通地图集》编绘制印工作的顺利进行。
对地图制印工作的突出贡献
作为地图学家，他非常重视印刷工作。70多年来，他致力于筹建和发展我国自已的地图制印机构，千方百计地延揽和培养我国自已的地图制印人才，为提高地图制印工作的现代化、科学化水平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1928年，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有一批全张多色华北平原地区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需要制印，当时只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能够制印此图，但要价很高。为保证质量，委员会决定出高价让他们印制。与此同时，英国伦敦有个专印钞标的公司来华揽生意，委员会英籍总工程师拟以同样价钱将这批地图远运伦敦印制。曾世英很不甘心。他在天津找到专印年画的华中印刷局胶印厂，想请他们制印地图。工人们说可以承印，但没有照相机，如果你们自已照相，可以试一试。为了国家利益，曾世英就和绘图员一起摸索，在胶印厂的配合下，居然用以小拼大的办法，成功地印出了大幅地图，印刷质量令人满意，且印制费用仅有商务印刷所和英商索价的四分之一。
上世纪30年代初，国内还不能制印高精度、高质量的地图集。因此，八开本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不得不拿到日本去制印。当时缩编本十六开的《中国分省新图》已编绘好，即可会印。《申报》主持人史量才认为不如驾轻就熟，主张《中国分省新图》仍拿去日本制印。但曾世英极力主张在国内建立和完备自已的地图制印工厂，引进国外的新机器、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培养自已的地图制版、印刷人才，并建议让上海中华印刷厂进行此项试验，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在曾世英的亲自参与和指导下，经过中华印刷厂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的共同努力，经过反复试验，十六开本《中国分省新图》的初版制印工作，获得了圆满成功并获得好评，奠定了我国现代化、科不化的地图制印工厂的基础。
为了建设和发展我国自已的地图制印机构和技术力量，曾先生在1935年至1936年和1944年至1946年两次出国期间，多次考察美、加、英、比、德等国的地图编绘和制印工作。特别是在美国时，他一方面认真考察美国先进的地图制印设备和工艺技术情况，一方面结交了当时公费赴美学习印刷技术的郑德琛、董维良、谢燕生等5个留学生，向他们反复说明国内地图制印工作的落后状况，以及他回国后准备建立华夏图书出版公司，振兴我国印刷工业，特别是地图制印事业的具体打算，希望他们学成回国后到华夏图书出版公司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各方筹集3万美元购买了先进的地图照相、制版设备和材料，并于1946年9月在上海建立了华夏图书出版公司，自任总经理。5个留美高级印刷人才中就有郑德琛、董维良、谢燕生3人应邀参加了公司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48年7月华夏公司制印出版了战后订正第五版《中国分省新图》。但是好景不长，后因种种原因，曾世英被迫于1947年9月撤股离开该公司，回南京和方俊先生合作，继续编绘他的第六版《中国分省新图》（又称《人民地图》）。
上海解放后，华夏图书出版公司印刷厂被接管，同年11月，该厂全部设备、部分技术人员，调入北京新华印刷厂，郑德琛、董维良、谢燕生3人也来到北京，郑、谢二人负责厂胶印部工作。1950年5月，曾世英和方俊合作重编的第六版式《中国分省新图》完成即可付印，曾世英和北京新华印刷厂谈妥，由该厂负责该图的制印工作，并派出谙熟地图编绘、制印技术的徐树楠驻厂，协同该厂胶印部检查图稿和制印前后的各项技术工作，前后长达一年之久，较好地实践了曾世英所一贯主张和强调的：地理人员、制图人员和制印人员的三结合。
现代地名学的他建者和开拓者
就任测绘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后，曾世英开始专心致志地搞地名研究工作。他在地名学和地名研究工作方面的奋斗历程和主要建树，大体上可分4个阶段：
开始时，他注意到世界地理课本上提到的外国地名的汉字译名，我国地图以及报刊上刊出的地名译法常常不同。1956年他撰写了题为：《统一外国地名译写的商榷》一文，在《地理学报》上发表。该文用很大篇幅，列举大量事实，指出了当进外国地名译写混乱的情况和原因，比较了各种译写方法的利弊，论述了实现统一译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统一译写的办法和步骤。在此基础上，由他牵头主持编辑出版了包括3.9万余条外国地名资料的汉、俄、英对照的《外国地名手册》及其补编，对外国地名译写起了规范化的作用。1960年，曾世英和叶圣陶、夏坚白一起，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要求成立地名委员会的提案，1965年我国成立了人名地名译写统一委员会，他作为该委员会成员，和有关专家一起仅用6个月的时间，就拟订、修改了有英、俄、德、法、西班牙、阿拉伯6种语言的汉字译音表，从而基本上统一了我国报刊、课本和地图上外语地名的汉字译写。
第二阶段，重点进行国内少数民族地名汉字译写规范化的研究。1959年，他受命在测缓科学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名研究室。当时国家已展开大规模的详图测绘，在内蒙古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图例簿中，少数民族语的地名不仅有汉字译音，而且有当地民族文字的记录。为了正本清源和译写规范化，地名室大力培养蒙、维、藏语专业研究人员，努力开展研究工作。他不辞艰辛，奔走于少数民话语言研究、教学、出版部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之间，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共同制订了多种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规则和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关亲处或指派专人去外业测绘队帮助培训和推行，从而提高了国家基本地形图上少数民族地名汉字译写规范化的效率和质量。他撰写的《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一书，就是在这个阶段完稿的。
第三阶段，对外来语地名进行了调查研究、追根究底、建议纠正等工作。曾世英翻阅了大量地图和文字资料，发现我国西藏、青海、甘肃、新疆地区，延用西方帝王、名人姓氏或移植外国地名以及用西语命名的地名不下100处。这此外来语地名显然带有侵略性，是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经曾世英等提出书面材料后，才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并采取措施逐步加以纠正。
曾世英调查发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旧版式地图，大都是以鸦片战争前后英国舰队的海图为蓝图编制出版的，这此地图上的岛礁名称以英语称说的，初步统计有961处。近年出版的地图上逐步改用我国自已的地名称说，但并未完全肃清和摆脱外来主的影响。如马祖列岛中有个小岛，现行地图上标作高登岛，这不能不说是汉语语言。但它的来龙去脉，就鲜为人知。曾世英反复查阅旧录，发现原作“戈登岛”，后改“可登岛”，再改今名。归根到底，这一岛名来自英制海图，是为纪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英国刽子手戈登而以其姓氏命名的。
第四阶段，转入我国地名国际标准化的研究工作。曾世英认为专名和通名组成地名的整体，都是语言的记录，首先反映国家尊严和领土主权。他一再引用1962年11月周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信件中的一段话进行论证。这段话是：这个地区的地名大都是用藏语命名的，例如人们在这里把河叫“曲”，把山叫“拉”把地方叫“隅”。为此他极力主张公开出版的中国地图通名部分应采用汉语拼音，不从外语意译。至于在外语广播、外文报刊、一般文字中以至旅游地图上，则可依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为此曾世英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和其他委员联合提出统一认识的提案，并交由《地理学报》《测绘学报》《中国翻译》等刊物发表，引起学术界的赞赏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曾先生在晚年仍然关注着地图学与地名学的发展。即使信院治病的间隙，也还在研究有关材料。极为重视地名学人才的培养。1992年5月，国家测绘局地名研究所成立，他担任名誉所长，一直关怀着该所的进步。当南京大学地名专业班的毕业论文集出版时，他欣然应邀作序，庆贺地名研究新人辈出。在1993年中国地名学举行第二届大会时，作为名誉理事长，曾世英先生又号召选拔优秀青年人才，搞好理事会的梯队建设，端正学风以保持学术团体的活动，促进学科的发展。
曾世英先生，以他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影响了不止一代从事地图制图和地名研究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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